張永中
義彬說，父親故去后，他就與弟弟商量著在舊宅旁蓋了一間兩層樓的房子，一來以方便照顧老母親，二來以慰藉自己。然后把周邊的老樹留下來，就著一口塘邊再多植種了一些他喜歡的花木，收掇成了一個園子，自賜名為“義園”。天知道，義彬哪里來的那么多樹木花草、鳥獸蟲魚的知識，讓他在文字中將它們用得那么順溜。原來有“義園”的功勞。
先有“義園”，然后才有《義園散記》。
(資料圖)
散文集《義園散記》在我案頭有些時日了。我答應過義彬，要為它寫點什么。心里就掛著這件事。
寫點什么？又是那么熟悉的人，從哪里下手呀！得先找到一個靶向，再瞄準那個靶心，然后，然后再扣動扳機，要不，怎么一擊中的呢！
和義彬認識多年了，那是在湘西，我們都叫他劉陽，圈子里就那么幾個人，他很早在詩文方面就有了名。劉陽寫詩，寫散文，還有散文詩，都好。散文和詩一結合，就再沒有分開過。就是說，他后來寫的文字，哪怕單寫散文，也是很詩性的。記得當年他開過一爿叫“黑馬”的打字復印店，打印別人的詩文，也打印自己的作品。那時候的劉陽，瘦小個，面白凈，斯斯文文。后來聽說他調湘潭，就再沒聯系了。一次寫詩的朋友唐大海約聚，席上介紹，這是湘潭劉義彬，作家。我們互相對了一下神，見我有點茫然，他趕緊說，我是劉陽??！哦呵！劉陽吶！我們趕緊拉手。劉陽，我記得那副斯文的樣子，現在也還是，只是身形放大了，眼皮更加雙了，眉目沒那么青了。一算，我都過了六十，他小不了幾歲，有這種恍惚，是自然的。
接下來，就很快把沒有聯系的近二十來年的空檔填滿了。經常約聚。不斷地讀到彼此網上刊上的作品。相互間的換文切磋，當然也包括去他的“義園”泡茶聊天，“熬吧”里熬吧。
還是說《義園散記》吧。在手上敲這個書名時，總邏輯生成“義園筆記”。難道不是“筆記”嗎？是的，從率性、直白、不飾這一點，他的這些文章，何嘗不是筆記呢？沈復的，張岱的，都有那么一點。
《義園散記》成書前，義彬讓我看過書稿，現在是我再次翻讀。
文章按二十四節氣，分二十四小組，每一組都有標題獨立的短文，至少兩篇，多則五篇。每一節候都有開章導語，提點主題。文字雋永。說它是筆記，因為它真實地記錄了家鄉的風物，而且又都彼此照應地將它們織成體系，情感與素材擺蕩得又那么搖曳多姿，這非筆記體的悠然灑脫難成。實寫了，就不存在虛構，有這個硬氣的底子墊著，情感就假不了。比如寫田塘，可以到分畝；寫路橋、河段可以精確到米。植物的色彩，品種，鳥的種類，脾性，細到像生物標本，沒有一樣是假的。地理的縱橫方位，衛星定位一樣，沒有一寸是錯的。從這一點上看，它寫了他最熟悉，最親近的。
同時，它又是寄情的。我注意到了書的副標題“寫給鄉土的二十四札情書”。以“情書”定義，矯情了點不？不，一點也不，這是對故土的相看兩不厭，是凝眸以后油然而生的情愫。義彬對故鄉傾心了。
專注某事物，或對某事物持續性地觀察，連貫性地記錄呈現，最好的辦法就是日記和通信。比如J.A.貝克的《游隼》用日記體記錄平時對一只游隼的觀察。吉爾伯特·懷特寫《塞耳彭自然史》，為一個村莊的自然和生靈立傳，用的就是通訊體。還有法布爾的《昆蟲記》，理查德·梅比的《雜草的故事》等等，既是文學的，亦是科學的。與這些西方自然主義的敘寫不同，劉義彬只是借了自然的外殼來裝自己的靈魂。
二十四節氣，二十四個物候單位。同一塊田地，同一片山林，同一口水塘，同一段河流，甚至同一塊莊稼地，同一個物種，在不同的節候里的面目都是不同的。義彬用節候鎖定它，給它加上框，讓節候里的風雨陽光將它涂上顏色，再予呈現。二十四節氣，二十四道色彩，他一層一層地去皴描。做成一幅幅鄉土油畫。或者說，他把一種叫情緒的濃漿分裝在二十四個瓶子里，再分單元地限量呈現。二十四節氣，二十四個音符，這里面有獨奏、和弦、高低音。這不僅是技巧，策略和方法問題，這是情感操持，是對韻律節奏的一種控制。
人活在自己認知的世界里?！拔摇奔词澜?，世界即“我”，這在認識論上是講得通的。故鄉是很難單純用一個“理”字，一個“情”字，或者什么一個標準模式去套解它的。劉義彬在他長約三四公里，寬約一兩公里的一方小天地里，定義了他的世界。確認了，義彬就一直在這個“我”的世界里精耕細作，種瓜未必得瓜，在此，什么生態寫作，人文寫作，并無畛域。這里的藍天碧水，是他的紙墨。這里的節氣，成了他情感韻律流程的節板，句逗。這樣，他的文字也就行云流水，鳥鳴花開，自由而自如了。
從此，江背黃婆塘成了義彬的文學原鄉，“義園”成了一種符號，牢牢地鈐在他的作品里。
也由此，《義園散記》是本好書，好讀，好賣。
責編：鄧正可
一審：黃煌
二審：曹輝
三審：文鳳雛
來源：湖南日報·新湖南客戶端
